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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3章工作丢了(第1/2页)
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,一下一下,像是敲在暨大海的心坎上。
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暨昭然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。
暨大海像是一瞬间老了十岁。
他转过身,步履蹒跚地走向派出所的大门。
门外,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一丝凉意。
暨母扶着像烂泥一样的暨安尧,正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。
一家三口,像三只丧家之犬。
……
夜幕降临,寒城的风更冷了。
职工家属院里,家家户户都亮起了昏黄的灯光。
收音机里播放着***的唱段,混合着谁家炒菜炝锅的葱花香味,透着一股子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
但暨家的屋子里,却冷得像个冰窖。
没有开灯。
月光透过斑驳的玻璃窗洒进来,照亮了这间逼仄、杂乱的筒子楼单间。
屋子里空荡荡的。
原本摆在墙角的缝纫机没了。
桌上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没了。
现在,这个家里,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,真的什么都不剩了。
暨安尧一回家,就钻进了里屋,蒙着被子呼呼大睡。
外屋的床铺上。
暨母呆呆地坐在床沿。
她的手里,死死地攥着一个小红本。
那是她的工作证。
红色的塑料封皮已经被摩挲得有些褪色。
翻开来,里面贴着她年轻时的黑白一寸照。
照片上的她,梳着两条大辫子,笑容灿烂,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
那时候,她刚接了自己父亲的班,成了一名光荣的国营大厂正式工。
走在街上,谁不羡慕地喊一声“孙同志”?
这份工作,是她的命根子,是她的脸面,是她以后养老的保障。
可是现在,全没了。
明天,这个本子就要易主了。
暨母的眼泪,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,大颗大颗地砸在工作证上。
她不敢哭出声,怕惊动了邻居。
她只能死死地咬着自己的手背,把呜咽声全都咽回肚子里。
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她抬起头,环顾四周。
一种前所未有的荒凉感,将她彻底淹没。
暨大海坐在门槛上,一口接一口地抽烟。
烟头忽明忽暗,映照出他那张满是愁苦的脸。
“老暨……”
暨母终于忍不住了。
她松开咬出血印的手背。
“你说……”
“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?”
暨大海抽烟的动作猛地一顿。
“昭然说得对,是我们从小太惯着他了。”
暨母捂着胸口,疼得喘不上气来。
“他要什么给什么,犯了错也不舍得打一巴掌。”
“总觉得他小,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。”
“可是……可是怎么就长成了这么个畜生啊!”
暨母绝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。
“为了他,老大跟我们离了心,家都不回了。”
“为了他,安瑶也不愿意搭理我们了。”
“现在,连我半辈子的铁饭碗都要砸了……”
“老暨,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!”
暨母压抑的哭声,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厉。
暨大海没有说话。
他只是把手里的烟锅往鞋底上狠狠地磕了磕。
磕掉的不是烟灰,是他这辈子为人父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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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错了吗?
当然做错了。
惯子如杀子。
古人留下的话,字字都是血泪教训。
可是,现在知道错了,还有用吗?
晚了。
一切都晚了。
……
第二天清晨。
寒城上空飘起了蒙蒙细雨,天空灰暗得像是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。
厂区的大喇叭里,准时响起了《东方红》的激昂旋律。
这是上班的号角。
街道上,成群结队的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,汇成了一股蓝色的洪流,朝着肉联厂的大门涌去。
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,充满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勃勃生机。
暨母也在这股洪流中。
她今天特意换上了一套洗得最干净的蓝色工装。
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,用黑色的发卡别在脑后。
只是,她的背脊再也挺不直了。
她像是一个行尸走肉,机械地迈着步子。
周围的工友们说说笑笑,讨论着食堂今天的早饭是白面馒头还是窝窝头。
有人认出了她,热情地打招呼。
“孙大姐,早啊!”
“早……”
暨母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,匆匆低下头,加快了脚步。
她不敢看工友们的眼睛。
她怕在里面看到同情,更怕看到鄙夷。
她没有去自己熟悉的后勤车间。
而是径直走向了厂部的劳资科。
买她工作的人,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
是厂里保卫科刘干事的乡下远房表妹。
在这个年代,想要进国营大厂,除了接班和招工,就只有这种私下里的“顶岗”。
虽然政策不允许买卖,但只要双方咬死是“亲戚关系”,领导大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毕竟,谁家还没个穷亲戚想端铁饭碗呢?
劳资科的办公室里,弥漫着劣质茶叶和印泥的味道。
办事员是个戴着厚底眼镜的中年妇女,她翻了翻暨母递过去的材料。
“孙秀兰同志,你想好了?”
办事员推了推眼镜,眼神里透着几分探究。
“你这可是正式工,离退休没有几年了,现在办‘病退’顶岗,以后的退休金可就全没了。”
暨母的手指死死地绞在一起,指关节泛白。
“想好了。”
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,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。
“身体不行了,干不动了,让年轻人接班吧。”
这是他们事先对好的说辞。
办事员心知肚明,也不再多劝。
厂里早传开了,说孙秀兰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惹了大事,要赔一大笔钱。
“行吧,在这儿签字,按手印。”
办事员把一份《职工内部退养及顶岗申请表》推到了暨母面前。
暨母拿起钢笔。
那支笔仿佛有千斤重。
她的手抖得厉害,好几次都没能落笔。
旁边那个等着顶岗的年轻姑娘,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。
“孙大姐,您快点儿啊,我这钱都准备好了。”
说着,姑娘从贴身的布包里,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。
一层层打开,里面是一沓崭新的十元“大团结”。
整整五十张。
五百块钱。
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三十几块的年代,这是一笔巨款。
但同时,这也是暨母半辈子的命。